【圆明网】天津红桥区中海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退休人员、七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明凤女士多次被骚扰、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遭受酷刑，并且遭受被脱光衣服的侮辱。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李明凤女士二零一五年六月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自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五年，江泽民个人或伙同已知与未知的共同犯罪参与者，发动、设计、谋划、命令、主导、落实、管理、参与或煽动了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折磨以及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与惩罚，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一亿法轮功学员与他们家属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下面是李明凤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炼功之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而且有的病都找不到原因，每天全身无力、失眠，上楼都费劲，大家怀疑我得了癌症。就在我走投无路准备住院时，我开始炼法轮功了，逐渐的我的身体好了，也给国家节省了一笔医药费。
我在不断的学习《转法轮》时，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要求炼功人做一个好人，戒掉一切不好的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杀生；说真话，真诚待人，善待一切人与事，不争不斗，做事先考虑别人。比如：有一次在市场买东西，发现找回来的钱多了，我就立即退了回去。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在楼道里捡到一个存折，上面有七千多元钱，我马上通过很多方式找到了失主。过去单位里的东西我经常往家拿，学大法以后，我严格按照《转法轮》去要求自己，不但不拿了，还把过去拿的送回到单位。现在我的身体什么病都没有了，一切都非常正常。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对修炼法轮功，这样一群善良的人惨绝人寰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在北京我小女儿家住，这天清晨我去炼功点炼功，发现有很多的警察在炼功场非常野蛮的抓人，不让炼功。后来听说是江泽民下令让这样干的。我们很多人一起去了皇城根信访办，去告诉政府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是错的。大家很自觉、很有顺序的在排队等待接待。没料到，八、九点钟开来了很多公交车，警察强行把我们连拽带打的推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丰台体育场，用事先从部队调来的十七、八岁的士兵包围着我们，不让出圈、不让上厕所，到了晚上又把我们拉到派出所登记姓名才放人。
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中旬为了给我师父、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从天津去到北京永定门信访办，那里已经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在等待下午的开门，下午两点左右，大家进了信访办，结果只要是为法轮功来的都被抓了，然后让大家抱头蹲下，不听就打人。后来把我送到海淀区双榆树路派出所进行关押，二十四小时后由天津咸阳北路派出所接着关押、审问、警察的谩骂、威胁、并说：从今以后让我不得安宁。转天把我送到天津红桥区公安局关押了十五天才放我回家。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九年十年间每到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的日子和中共的节假日“敏感日”，警察、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单位保卫科的人，都会来我家骚扰，不许出门，甚至不许出境，我家的电话长期被监听中。咸阳北路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不知名）还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给我造谣的文章，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不但不纠正、道歉，还用各种语言来搪塞我。
二零零零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同修家串门，刚到他家没五分钟，突然冲进来四、五个警察，像土匪一样堵住门就搜包，然后把我们拉到红桥区大胡同派出所审讯。我当时抗议他们执法犯法，他们根本不听，到了晚上把我们送到红桥区看守所，有两位被劳教一年半。我和一位高姓同修被拘留十五天，到了十五天警察不放人，说要过了“七一”，这样我们被非法关押了二十二天。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和老伴要到美国我女儿家探亲，在北京飞机场出关的时候被截留，警察给我的理由是：我是炼法轮功的，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不让出境。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一零年十年间断绝了我和女儿的见面。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晚上九点多钟，有人敲门、踢门，老伴一开门冲进来几个警察说：政府不让炼法轮功你还炼，就把我绑架到咸阳北路派出所，同时还抄了我的家，把我的法轮功的书、师父的像、录音带、播放机、收音机、等东西都抢走了，我表示抗议。第二天下午把我关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五十七天后，把我送到天津女子劳教所进行迫害。他们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就拿来劳教书让我签字，我不签。后来才知道判了我两年半劳教。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我们过的是人间地狱的日子，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真是终生难忘，现在回忆起来都非常的痛苦。
一到劳教所就强制我们面墙罚站几个小时。北方的气候很冷，寒风刺骨，没多久全身都冻僵了；然后就裸检，这是对我的人格极大的羞辱；然后把我带到牢房；我看见警察把一个大法弟子用脚镣和手铐把她绑在床上，她对我说：“不要转化，不要背叛师父。”几个打手就上来把她打了一顿，并用胶带把她的嘴贴上，警察都是用那些吸毒的人来监视我们、虐待大法弟子，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怖。那天晚上她们不让我睡觉，罚我站，站了几个小时。
在劳教所里生活是让人想象不到的艰苦；连上厕所、洗漱都受限制。每天八点开始干活，床铺就是工作台。干的最多的活是择豆子，最累的活是扛豆包，每包是六十～一百斤重，从车上扛下来放到院子里，再扛到各班，摘完后再装到车上，这些本来都是男人干的活，都要由我们这些女人来干。有的人都累的掉眼泪。
有时还会做出口服装。有时做汽车垫，用各种颜色的粗绳一层一层的缝在一起，都是用三寸长的大针缝，十个手指使劲拉，我的手指到现在还在疼痛不能正常的伸拉。做汽车垫子用的粘合剂，是味道很大、毒性也很大的化学制品，每天当我们把很厚的胶皮粘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被刺激的眼睛流泪、流鼻涕，一天下来头晕、头痛。到晚上十～十一点收工后，再去拿早上收起来的被褥、洗漱到睡下，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他们强制我们“转化”，不转化的几乎天天罚站，劳动强度还大；白天干最累的活什么拉煤、拉粮食、掏厕所、种地、喂猪等，还经常挨打。到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不转化的还要罚站两小时。这些都是警察指派那些吸毒犯在管制。有一次，他们不让我上厕所，我拉裤子里了，还不敢说，不然就会挨骂。在那种非人生活的日子里，我被折磨的血压一百九十以上，体重从一百一十斤降到了八十斤。
我亲眼目睹了有两个大法弟子为了坚守信仰被他们活活迫害致死。一个叫李淑敏，恶警强行让她绕场地跑四个多小时后，用竹管夹住十指，用绳子拉，而后大挂（吊起来）后关铁笼子死亡。还有一个叫赵德文，恶警指使吸毒犯，一个拉手，一个抬脚往地上蹾，内脏出血死亡。她们把赵德文的尸体挂到门上，说是自杀来栽赃陷害她。
还有把人裸体倒挂往阴道里灌红花油。有的被逼疯，有的被折磨全身浮肿，血压都在190～210，真是残酷至极。
我熬到了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解教回家了。由于我们十几个人，承受不住迫害，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心里很难受，在我出狱时就把名字写到布条上藏在衣服带出来，让我在明慧网上帮她们发表声明“转化”作废。
二零零四年五月的一天，我找会上网的同修帮我们在明慧网上做了严正声明后，没有及时的销毁布条。这位同修被绑架后，恶警在她家里把那个布条和我写的，揭露在劳教所里看到的一切恶警的恶行的一篇文章给搜去了。
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我再一次被绑架了，并再一次被抄了家，在咸阳北路派出所警察不让我上厕所，十个多小时后，我被关押到红桥看守所时去上厕所已经尿不出来了，尿道疼痛难忍，我被非法关押了十四天。
我所遭受的被迫害的经历，在众多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中，只是冰山一角。被江泽民指使迫害死的大法弟子中，比我遇到的更残酷、更残忍的无计其数，有的甚至被活体摘取了器官。
因此，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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